信鸽虽然是一种不错的信息传递工具，但其可靠性还是比较低，有可能因为各种意外而无法飞抵预定的目的地，亦或是出现绑在信鸽腿上的情报在途中脱落的状况。而且这种办法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点，就是信鸽所能额外承载的重量和体积都非常有限，这导致情报人员只能用细小文字写成小纸条作为信息传送手段，这大大限制了情报的详尽程度，在很多情况下也难以满足军方和情报部门的实际需求。因此基于综合的考虑，安全部并没有尝试在巴达维亚的情报机构中采用信鸽这种不算太稳妥的传信工具。
白克思在听完郝万清的解释之后，也没有再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毕竟他在这方面并非专业人士，而海汉体制中是很反对外行领导内行，屁股决定脑袋这类的做法。执委们可以对某项工作提出质疑，但不能轻易干涉专业领域内所作出的决定。
“军方能不能派侦察船前出到巴达维亚附近海域观战？”
既然安全部已经表示了目前没有可靠的情报传递手段，那么执委会的注意力也只能从安全部回到军方这边了。虽然执委会的意见是不出兵介入巴达维亚的战事，但在第一时间掌握战局走向的情报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这场战争的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到海汉今后对南亚地区的政策和态度，这也是执委们接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聚在这里开会的根本原因。
然而颜楚杰的回答也很无奈：“安不纳港距离巴达维亚有600多海里，一来一去，差不多就得半个月，如果是派航速快的战船去执行任务，海上续航能力估计不够，还得要派出补给船跟随才行。但如果派出一支船队南下，就会很容易暴露行迹。参战的双方大概没人会乐意在巴达维亚附近的海面上看到我们的舰队出现，这很容易给我们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颜楚杰的意思是船可以派，但由此可能会引发的后果，军方是不会承担的。这也不能怪颜楚杰推卸责任，海军驻扎在安不纳岛的船只本来就不多，规划的行动半径也远远没有达到巴达维亚的位置，强行将其派往交战区域执行侦察任务，本来就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如果因为被发现行迹而阴差阳错地拖入了战争，那就跟海汉作壁上观的初衷彻底背道而驰了。
海汉虽然有着超越同时代竞争对手的软实力，但遇到这样的突发状况，依然拿不出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最后商量了半天，也只是由安全部和军方组织一支临时工作组南下到安不纳岛，伺机再设法与潜伏在巴达维亚的情报人员取得联系。但所有人都明白这种措施未必能有什么实际作用，在当前的情况下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已，真正能起到作用的，还是那些目前仍然在巴达维亚生死未卜的安全部情报人员。
1632年7月8日，南海爪哇岛西北海岸，巴达维亚港湾。
港湾外的海面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马打蓝国的舰队，剌登·郎桑为这次攻势调集了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三地的海上武装力量。由于舰队太过庞大，目前仍然还有大量船只处在向巴达维亚港集结的途中。而已经抵达这里的马打蓝战船，总数超过了千艘，在外围将盆状的巴达维亚港湾封锁了起来。港湾外西北海上的连片岛礁，已经尽数被马打蓝国的大军占领，作为临时泊地。
由于事发突然，马打蓝国的大军在开拔时也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先头部队在大约十天前就已经抵达了巴达维亚港，还与本地驻扎的荷兰武装船队进行了小规模的交锋。荷兰人虽然船坚炮利，善于海战，但占据了数量优势的马打蓝舰队也没有吃太大的亏，而且他们的船上还装备了不少英国人提供的小口径火炮，这让荷兰帆船不得不在作战时多加了几分小心。
英国人的据点也同样在爪哇岛西部，就位于巽他海峡以南的万丹地区，与巴达维亚的陆上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不过英国人并不太敢主动出面来招惹荷兰人，因为早年他们可是在荷兰人手下吃过大亏。
1617年科恩被任命为第四任荷属东印度地区总督之后，英国人的舰队也脚跟脚地来了，试图在在同一地点修筑城堡并驱逐荷兰人。这场战事一致持续到1619年，荷兰人最吃紧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自家的据点，但科恩并没有放弃，将荷兰在整个南洋地区的船只和人员悉数召回，并于当年5月回到巴达维亚与英国人展开决战。
这场决战的结果是荷兰人不但夺回了自己的城堡，赶走了英国人，而且还对逃往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英国船只进行了追击，并在马来半岛的北大年港附近海域重创了英国舰队。1620年两国在伦敦议和之后，科恩依然不依不饶，处死了30名到马鲁古群岛做生意的英国人，逼得英国人彻底退出了东印度地区。1621年，科恩重建了荷兰人在西爪哇北部海岸的据点，并用“荷兰”的罗马名称Batavia对其命名，即后人所知的巴达维亚。
1622年，科恩为了独霸肉豆蔻的贸易，对班达群岛与英国人交易的土著人进行了屠杀。死于这场屠杀的当地土著超过一万五千人，剩下的活人也悉数被松岛了其他荷兰殖民地充当奴工。澎湖和台湾岛上的荷兰城堡，大部分便是由这些来自南洋的奴工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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